死了，死得很突然。
那天午饭后，他在村里小卖部和几个年轻人赌博，低头捡色子的时候，一下栽倒在地，再也没能爬起来。赌友把他送回家，他媳妇勉强掉了两滴泪。
虽然死的时候才39，但全村人似乎没一个人为他感到惋惜，反而多少还有些高兴。
1
上世纪70年代，大生出生在一个农村干部家庭，父亲是村支书，母亲是村会计，家庭条件在村里算是很不错的。
小学三年级还没读完，大生便辍学在家，此后一直没什么正业，整日满村子疯玩。没几年，大生的父亲便去世了，村支书换了其它人，母亲则继续担任村会记，掌握着全村2400多人的财政大权。
乡干部有事没事都会一起吃饭喝酒，看着大生慢慢长大，他母亲便和乡派出所所长商量，让大生在派出所帮忙。
初到乡派出所，派出所所长按照和大生母亲的约定，并没给他发工资，只是让他跟着正式民警长长见识。大生很快就和民警们打成一片，虽然学问不高，但很会说话，大家都很喜欢他，平时出警处理一些邻里纠纷、夜里出警抓赌都会带上他。大生也按照母亲的叮嘱，积极学习，没几年所有业务就都熟悉了。
后来，乡派出所所长换了人。当身材魁梧、长着一双大眼睛，操着一口官腔的大生站在新来的派出所所长面前，派出所长一眼就看上了他。
几次出警后，比正式民警还熟悉业务的大生多次受到所长的肯定，成了所长身边的红人——所长走到哪里，就把他带到哪里。原先没有的工资待遇，新所长来了，当即答应每月给他发400元工资。
80年代，400元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说，都是天文数字。
2
那时候，计划生育正管得严。
超生的村民只能四处求人拖关系，好烟好酒、甚至大笔的现金全部奉上，费好大力气才能给孩子上个户口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上大学转户口等各种事宜。
大生觉得户籍管理有很大油水可捞，便多次和所长商量，想去户籍室帮忙，再三恳求下，所长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自此，村民们开始趁着天黑时间，拉上村支书，用编织袋装上成条的烟、成箱的酒往大生家跑。大生高兴了便收下东西，然后让对方第二天去派出所找他；不高兴了，就坐在那里抽着烟，摆着官腔开始讲户口管理如何严格，村支书便安排村民递上几张百元大钞，大生总会“谦虚”地说，“自己一个村的咋好意思收……”
当然，如果他已把钱拿在手里，第二天去派出所找他，准成。
“爸，今天我拿着大学通知书去派出所让大生叔办理迁移户口，大生叔把我的通知书和其它手续一把扔出门外了。”一天，玉明的孩子回到家说。
“不可能吧，你大生叔平时见人很亲的，大老远就打招呼，还是咱们一个村的。”玉明看着刚拿到大学通知书的孩子的高兴劲，又陷入了沉思。大学学费本身就给家里带来沉重压力，这个环节怎能卡住呢？
当然，玉明很快就明白了。他赶忙跑到乡派出所，大生就在门口站着。玉明把孩子的手续递过去，还在通知书里面夹上二百块钱，大生接过通知书，张口便说，“孩子的事就是自己的事，咋能这样做呢。”随手把钱放抽屉里，盖个章，手续就算是办好了。
3
大生更加放纵了。
从对自己村里户籍到全乡户籍，不论情况如何复杂，只要暗地里送上东西和钱，保准不成问题。就连发放身份证也不放过——领身份证时必须交20元，每次发放身份证收费时，他还会解释一下，“这是上面的规定，再说费用也不高。”
很快，大生成了村里第一个买小轿车的。